拿来封口的不止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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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博文揭露山西封口费事件的记者戴骁军在接受采访时称：“煤矿老板还在撒谎，继续隐瞒封口费涉及的记者数目和金额。”
此前，他所在的《西部时报》表示，戴骁军并非正式记者。
对于单位的这种表态，戴骁军坦言“我很寒心”，同时也表示自己发表博文一事与《西部时报》无关。
（据《新闻晨报》）
在三鹿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记者曾采访了石家庄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建国。
在那篇题为《三鹿奶粉事件为何迟报》的文章里我们了解到，三鹿集团曾在8月2日向石家庄市政府提交过一个“请示”，恳请市政府帮助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请有关职能部门严查原料奶质量；二是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在这中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当地媒体显然没有“炒作”此事，这说明对媒体的“管控和协调”见效了。
无独有偶，在2006年10月，《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太平洋建设集团掌门人严介和日前向江苏省有关领导送交报告称，媒体的报道增加了银行对太平洋系企业资产状况的恐慌，进而提起诉讼，从而使企业面临困境。因此他请求政府和领导出面“协调”媒体、银行和法院，以解决企业的“临时困难”。
“协调”二字说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当个别地方政府真的应允了企业的“请示”或者“报告”，当地媒体被“封口”，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近日还有一件事引起普遍关注——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后，也曾试图封住当事人家长的口，他叫嚣着：“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
虽然有人说这是“酒后失言”，但显然也有“酒后吐真言”的成分。同样的“道理”延伸到媒体监督领域，《西部时报》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
在一些企业眼里只有利润，而看不到商德甚至法律，待出问题时，才想法“灭火”，方法不外乎两个：要么自己使钱封媒体的口，要么就找政府，以“我是利税大户”来要挟政府帮助其“协调”媒体。可政府部门这次帮助“灭火”了，侥幸过关的企业下次还是不思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后来还是出事。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如果企业早日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使问题不至于闹到危害面很大的程度，企业会这样面临牵涉生死的困境吗？帮助“协调”媒体的当地政府会牵连其中吗？一些官员还会因此下台吗？ 本报评论员王青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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