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30年前一条工商广告写下一个历史记录政务频道

图为《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广告报影

    专集：改革开放30年故事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发了一条宣传牙膏的商业广告。这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条工商广告。

    那是一条极不起眼的小广告，通栏，高仅20行，放在三版垫底儿的地方。但在当年，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仍是最大的罪过、而商业广告恰是被视为资本主义产物的时刻，它的出现，等于是在宣告党的一个机关报从此要走依靠市场、自己养活自己的道路了，是向当时仍以强势统领着一切的计划经济发出挑战。

    如今，为重估当年那条牙膏广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记者采访当年的两位当事人、天津日报原总编辑石坚和广告科原负责人王巨忱。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年天津日报决定恢复商业广告业务的时间是1978年10月，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左”的思想仍在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党的机关报，这样的举动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石坚同志85岁高龄，身板儿仍很硬朗，记忆依然清晰。回想当年，他说：“那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了，但‘文革’的阴影仍在笼罩、甚至是控制着很多人的思想。“那时天津日报刊登商业广告，完全是被一个‘穷’字逼出来的。天津日报1949年1月17日创刊，当年11月就实行了工资制，靠经营商业广告，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不再靠国家养活的党报。‘文革’前我当总编辑时，商业广告始终未断，报社存款积累到70多万元。70多万对今天的报业集团来说是个小数字，但在那时却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1977年我重回天津日报工作时，报社债台高筑，靠国家财政拨款勉强维持。其中最困难的是，职工住房非常艰苦，地震过去近两年，许多职工住的仍是临建棚；有些同志调进报社后没房，只能住进招待所。作为总编辑，我有责任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但去哪弄钱呢？向财政局伸手？不可能，一个本应自负盈亏的单位，变得年年靠财政养活，怎么还会给你批钱盖房？那就靠自己吧，商业广告在‘文革’中被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给砍掉了，现在‘文革’结束了，这项业务再恢复起来就是了。当然，我知道其背后藏有什么风险，那时是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没人敢提什么‘改革’，更不敢说‘发家致富’，记得静海县开过一个研究如何致富的会，天津日报当作新闻给发了，不想有人就质问我‘要刮什么风’？这种形势下，你天津日报恢复刊发商业广告的业务，岂不是明显的要致富？我想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质问我——你是否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要知道那时‘走资本主义道路’仍是一项很重的‘罪状’，它能立刻完结你的政治生命。但我当时就是下定了决心，不是说我的水平有多高，改革开放意识多么超前，而是我认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党中央不是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要‘拨乱反正’吗？商业广告利国利民，没什么不好，恢复这项业务，就是我们力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一大行动。于是，在报社全体干部职工的一次大会上，我宣布，作为一把手今后我要主抓基建工作，给大家修建房子，改善大家的生活。然后就让第一副总编辑林锋同志亲自负责恢复商业广告业务的工作。    

    “事后，我也曾经试探过有关主管部门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不行，说上级没有下发过可以刊发商业广告的文件。报社的一些同志或多或少的也有顾虑。但我没有退缩，总编负责制嘛，出事我负责，大不了再被打倒一次。然而就在这时，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做出了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且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我一看，心里有底了，认为我们的决定恰好是符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当时，经过王巨忱同志近两个月的努力，也恰巧组织到一条商业广告。于是，1979年1月4日，在全国人民热烈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天津日报率先向市场化经营迈出第一步，刊发了那条‘文革’后中国大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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